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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出土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魏故南秦史成君碑》，为存世不多的北周碑版增添了一例年代较早的历史物证，也为研讨西魏北周之间的史事与人物，特别是梳理南秦州史成氏家族了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其书法样式也足以见证当时长安地区的流行风尚。因为此碑在内容上的特点是为北魏南秦州史成君和他的两位胞弟、一位堂弟和一位侄子共同下葬而建立的家族墓碑，故本文的考证一是侧重于成君的家族与人物，以此见证族源为匈奴后裔的成氏一族乃是有功于北魏的上谷豪族；二是侧重于这些人物所参与的重大史事，譬如碑文所记中坚将成尊和领"征梁、汉，与吴贼兰钦交阵"乃是南梁与西魏在汉中南郑的一次重要战事，适可与正史互为补证，并能见证当时战争的惨烈悲壮。此外，碑文有"内辩三乘，外明六史"之说，故关于"六史"的称谓在内涵上究竟是指文献还是指职，也是文章注重分析的一个问题。当然，还值得留意的就是此碑的书法，楷书中尚未尽脱北魏笔致而又有受到北齐影响的隶书意趣，堪称北周碑版墓志书法中 为峻整者，并足以见证这样一种受南朝书风影响而在北周都城长安地区营造出来的书法时尚与主流样式。现存于河南商丘古城八关斋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石幢，碑文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丹。内容主要记述唐代河南节度使田神功的功绩，以及当地人民在田神功大初愈后为其祈福祛灾的佛教斋戒活动。此座碑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在我国古代佛教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石幢起源的角度切入，分析《八关斋会报德记》采用石幢的原因，并对该石幢的刻立与历史变迁进行考述。本文对尉氏窖藏出土的9枚银铤测算了尺寸和重量，对银铤所属时代和上面的"南刘钱银"、"东李七家"和"出门税"等铭文进行了考证，指出"出门税"即文献中的"门税"。邮传部在推动清末铁路事业的近代化演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有四：1.对线路布局、轨制、枕木等进行统筹划一，2.推出免税、筹集资金等一系列建设措施，3.支持各地方铁路发展，4.大力发展铁路营运。《尚书·无逸》云："继自今嗣王，则其无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有学者据此主张"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事活动，《尚书·无逸》所说"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未必是指田猎而言。本文认为田猎刻辞性质不单纯，商王田猎不只是为了演武习、补充给养、为农田除害、祭祀获鲜等，逸乐及追求激也是其目的之一，田猎活动具有很强的功能，这一点不容否定。新密李家沟遗址是一处距今15年至86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它的发掘为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间的历史文化大量有价值的手实物。李家沟遗址石器技术可能受非本地技术因素的影响，但遗址所见早期居民所用 燧石很有可能为本地所有，不大可能为"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大型食草类动物数量"锐减"，似乎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骨骼成骨器有关，与生计方式变化似乎无必然关联。从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到裴李岗文化，陶器技术似乎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一定的倒退，继承性远没有"变异"性明显。李家沟遗址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磨盘很有可能即为"研磨采集品的工具"，其与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显然是有区别的。仅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就将李家沟遗址确定为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填补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与空白，甚至与原始农业的起源相，结论为时过早。陵坡墓地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的墓葬群，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墓地的性质，以往学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相持不下。本文立足于全新的考古，阐明墓地位置与选址特点，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墓地的布局与年代及商周时期"四条墓道"大墓的等级制度。认为墓地墓位是按照"自上而下，大墓居中"的原则来安排的；起始年代可能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废弃于西周晚期；商周时期四条墓道是王墓的常制、规制，其他 不能随意轻易设置，但或因某种原因可以获赐配享，不过形制和王墓墓道有别，据此排除了陵坡墓地"王陵说"的可能。 从墓地形态、墓葬等级与葬俗特征方面，结合墓地地望与文献记载，判断墓地为"周公家族墓地"，而非其他。16年11—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大道中段(西安邮电大学南88米处)，唐代香积寺旧址北约3米处，发掘古墓葬6座。其中一座唐代墓葬(编号M2)，为坐北朝南的竖穴墓道土洞墓，虽被盗扰严重，仍出有瓷器、陶器、骨器等13件(组)随葬品及墓志1合，确认墓主为大中十一年(857年)燕国太夫人李氏。志文记载详细，内容丰富，由此揭示绛郡李氏由来，李夫人诸祖、其夫窦佐及其子嗣乃至扶风窦氏职迁转之史实，晚唐时期窦、李一系姻亲关系，及所反映世家大族相互联姻的社会历史现象等，补充了晚唐时期平判入等的等次划分有关规定，有证史、补史之重要价值。另外，确认了唐代皇甫村的位置，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也有一定意义。近年来，新疆、内蒙古、甘肃、西藏等地早期游牧文化考古的调査与发现，使我国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对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基本面貌、文化性质、外部特征等进行剖析，并将其纳入跨区域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可以总结系统研究西藏古代游牧文化的路径与范示。年3月，在安阳市北关区发现一座唐代晚期的纪年砖室壁画墓。墓葬顶部已完全坍塌，随葬品也被盗一空。在甬道、天井两侧及墓室四壁发现了内容丰富的壁画，包括人物、花鸟、动物、家具、山石、建筑、门窗等。此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晚期中下级僚阶层的墓葬形制以及当时的绘画艺术了宝贵。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山东省日照市海曲墓地的三个墩式封土墓。其中的2号封土呈圆形，封土为堆筑而成，其内共有38座墓葬，有木椁墓和砖室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和漆器等。根据地层关系、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组合与特征等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中期至魏晋时期。康熙对古代书家作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学习取法。《石渠宝笈》中着录了康熙临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书迹169件，其中临摹董其昌的作品 多，有63件。从这些作品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从少年时始直到晚年，对古代书家作品的学习都不曾间断。《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着录了较多康熙对古代书迹的题跋。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康熙推重晋人书法，以二王作为评价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书家水平高下的标准，宗王喜董成为康熙重要的书法观念。同时，其在题跋中也表达了学书是为政余暇之事、书家当重人品修养的主张。康熙宗王喜董书法观念的形成，有书法发展时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政治因素。